《三經新義》與王安石新學的形成

本論文探討《三經新義》與王安石新學的交互關係。《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思想成為官方學術的重要著作。王安石思想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受到官方「追求治道」的理念,另一方面受到中唐以來議論解經的風氣,對於經書的解釋不侷限在《五經正義》。王安石思想的形成,起於議論解經、好談性命之學,而後撰寫《三經新義》作為官方文本,教導士大夫明瞭經義,推行治道。晚年強調透過字的拆解,即能明瞭經典的義理,將訓詁與義理結合。《三經新義》並非是完全自出新解,注解時以己意為取捨,將自己的注解提升到漢、唐舊注的地位,不像《五經正義》一般,大體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但《詩經新義》大量遵循《詩序》的說解來闡揚《詩經》的義理,因《詩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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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ic Details
Main Author: 吳依凡
Language:中文
Published: 國立政治大學
Subjects:
Online Access: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i=sid=%22G0951510183%22.
Description
Summary:本論文探討《三經新義》與王安石新學的交互關係。《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思想成為官方學術的重要著作。王安石思想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受到官方「追求治道」的理念,另一方面受到中唐以來議論解經的風氣,對於經書的解釋不侷限在《五經正義》。王安石思想的形成,起於議論解經、好談性命之學,而後撰寫《三經新義》作為官方文本,教導士大夫明瞭經義,推行治道。晚年強調透過字的拆解,即能明瞭經典的義理,將訓詁與義理結合。《三經新義》並非是完全自出新解,注解時以己意為取捨,將自己的注解提升到漢、唐舊注的地位,不像《五經正義》一般,大體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但《詩經新義》大量遵循《詩序》的說解來闡揚《詩經》的義理,因《詩序》本身就闡發義理。「分文析義」強調透過對字形的拆解組合來說解文字,以探求其中的經義,在《周禮新義》中較為常見,《詩經新義》與《尚書新義》卻未發展起來,不能成為一種主要的解經方式,到王安石晚年所編定的《字說》才算完成。王安石主張「以禮會通三經」,藉由「禮」來溝通內聖與外王之道,以此開出王安石新學的理論架構。《三經新義》雖仍沿之前王安石學術「性命」之學的討論,但因王安石此時以外王事業的新政為重,故對內聖的性命之學,重視度下降。《三經新義》所表現的「性」,應是趨向於無善無惡,如此才容易開出「禮樂教化」的正當性。該書所展現的君臣之道,賦予君權不少合理性,故為執政者所喜。政事與刑罰為推行治道所必要,雖符合經義的說解,但也因此遭受流於法家的評斷。《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新政所頒行,帶有少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見解,對王安石後學推行新政有指導作用。王安石新學的成立,則與《三經新義》與《字說》緊密聯繫。王安石新學利用科舉與太學,使其在北宋達到頂峰。爾後蔡京與王黼的新政遭受批評,科舉與太學的改制,使得《三經新義》在南宋不再刊刻,王安石新學逐漸趨向凋亡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