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制度與結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新制度主義分析
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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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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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ltd-CHENGCHI-G00902605052013-01-07T19:33:41Z 理性、制度與結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新制度主義分析 張宇韶 中共對台政策 理性抉擇 結構論 國家中心 社會中心 歷史制度主義 國家統合主義 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情境理性」的屬性。更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的過程與內容,不僅提供對台政策作為的「初始條件」,也產生了「路徑依賴」的變遷與發展軌跡。 此外,中共對台政策固然有其合法性的政治邏輯與前提,但是不能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於政策產出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思維;經濟社會的誘因功能雖然促成兩岸關係的互賴整合,卻難以取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對台政策的分析,不可能孤立或外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脈絡中,應當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規劃互為接軌。因此,「國家統合主義」的思維提供了本研究理論的切入點換言之。 國立政治大學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i=sid=%22G0090260505%22. text 中文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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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情境理性」的屬性。更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的過程與內容,不僅提供對台政策作為的「初始條件」,也產生了「路徑依賴」的變遷與發展軌跡。
此外,中共對台政策固然有其合法性的政治邏輯與前提,但是不能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於政策產出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思維;經濟社會的誘因功能雖然促成兩岸關係的互賴整合,卻難以取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對台政策的分析,不可能孤立或外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脈絡中,應當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規劃互為接軌。因此,「國家統合主義」的思維提供了本研究理論的切入點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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