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產業-以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蔗糖產業與換工為例
本論文的題目是「民族與產業一以雲南省德宏泰景頗族自治州的蔗糖產業與換工為例」。主要探討在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中,不同民族之生產方式、經營模式與砍蔗活動時勞動組織的異同研究,以及不同的民族在換工模式上不同的運作法則與其之間的異同比較。其次探究德宏州的蔗糖產業對當地民族在經濟生活轉變上的影響,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先以整理、分析相關統計數據的方式建構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歷程,其次再以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擇當地三個主要民族作為微觀觀察的個案,分別是三台山鄉幫渥社的漢族村落、三台山鄉珙玖社的景頗族村落、風平鎮斐藍社的傣族村落。 從研究之中發現,自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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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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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ltd-CHENGCHI-A20020013412013-01-07T19:21:06Z 民族與產業-以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蔗糖產業與換工為例 劉修旻 本論文的題目是「民族與產業一以雲南省德宏泰景頗族自治州的蔗糖產業與換工為例」。主要探討在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中,不同民族之生產方式、經營模式與砍蔗活動時勞動組織的異同研究,以及不同的民族在換工模式上不同的運作法則與其之間的異同比較。其次探究德宏州的蔗糖產業對當地民族在經濟生活轉變上的影響,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先以整理、分析相關統計數據的方式建構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歷程,其次再以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擇當地三個主要民族作為微觀觀察的個案,分別是三台山鄉幫渥社的漢族村落、三台山鄉珙玖社的景頗族村落、風平鎮斐藍社的傣族村落。 從研究之中發現,自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共的經濟發展由於調整國民經濟、加快發展農業、實行多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縮小工農產品的交換價差以及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等因素,進入了展新的局面。此時,德宏州也在中央的決策指導下,運用本身適宜種植甘蔗的優勢條件,實施了多項與蔗糖產業相關的政策,從單一糧食生產的農業結構調整為糧食與甘蔗並行,並將蔗糖生產作為全州的主要經濟發展項目;而自糖收購價格的提高也同時導致甘蔗收購價格逐年上升,進而影響農民種植甘蔗的意願,並回餚影響到蔗糖產業的擴大發展。因此,自1986年以降,德宏州的蔗糖產業便開始蓬勃發展,甚至在1990年代以後,曾經多年產糖量高達全雲南省之冠。 蔗糖產業的急速增長對當地民族的生活所帶來的影響是深刻與廣泛的。就本論文所做的研究,甘蔗的收入對三個個案而言,都逐漸成為農村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並且為農村的經濟物質生活帶來不同樣貌的改變。單從經濟收入來看,甘蔗收入對珙玖社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幫渥社,而對斐藍社的影響相對較小;亦即,珙玖社對甘蔗(收入)的依賴大於幫渥社,而幫渥社對甘((收入)的依賴大於斐籃社。其背後的原因在透過農作物比價的成本分析,便能輕易地瞭解。因為水田稻麥的收益本來就不低,對壩區的傣族來說,即使不種甘蔗,仍然能夠靠稻麥來維持與甘蔗作物一樣的經濟水準;但是對山區的漢族及景頗族來說,如果不種甘蔗,便找不到與甘蔗一樣能夠提供相同經濟收入的作物,如此將對家計產生嚴重影響。 也因為依賴程度高,所受的影響也較大。所以在珙玖的例子裡我們發現到蔗農的經濟生活改變,不僅是三個個案申變化最大,為了提升甘蔗的生產效率,也改變了以往計算勞動力的標準,由原來的日工,改為蔗綑。此外,由於甘蔗種植面積過大,部分蔗農無暇顧及糙食作物,因而轉變了過去糧食直接生產、直接消費的模式,改以透過貨幣買賣的市場轉換來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同時,勞動力在近親之間的互助行為不涉及金錢的習慣,在量變而質變以及勞動力可以轉變為金錢的心態,也出現了貨幣介入的反例。 在換工的運作方面,由於換工是小農經營模式下,自家勞動力不足以短時間內應付農務活動,為了向外尋求勞動力支援,因而產生的互換機制。只是面對相同的甘蔗生產活動,三個個案的勞動組成模式各有異同。相同的是,三個個案都以籌組砍蔗隊的方式來砍收甘蔗;相異的則是,砍蔗隊的簽組有各自不同的換工法則與換工對象。 在換工互動上,幫渥因為寨內部分家戶在社交關係上的不和睦,因此區分為二個換工團體;珙玖因為由來已久的吾戈攏勞動型態,因此在換工對象上並沒有限制,整個寨子便是一個換工團體;而斐藍則因村寨擴大的緣故,寨內家戶因為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區分成三個換工團體。至於換工團體的流動,在斐籃,三個換工團體不論是榨季初期或末期,只要各自勞動力有缺乏時,便會到另外的換工團體內尋求勞動力的支援;但幫渥的二個換工團體,卻因為部分家戶之間不和睦的緣故,即便是榨季末期也都少有往來。 在差工的解決模式上,三個社均因工別的差異而各有不同。在血緣工方面,雖然三個寨子都有「不明說、不計較」的解決模式,但是血緣的認定有遠近範圍上的不同。幫渥的範圍是在與自己有共同父親血緣以內的家戶,珙玖的範圍則可以包含到整個世系群以內的所有家戶,而斐藍的範圍則僅包括與自己有共同祖父血緣以內的家戶。在姻緣工方面,幫渥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來解決;珙玖是「隱性還工」的方式,而斐藍則是以「不明說、不計較」的方式來處理。在地緣工方面,幫渥是以蔗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是以貨幣的方式代償,或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償還。珙玖也是以蔗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是以貨幣的方式代償,或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償還。而斐籃的例子則是以回絕貨幣代償還的方式,放棄虧差工的一方對差工的返還。 全文的最末,筆者以六點歸納及推論,作為本研究關於蔗糖產業與三個異民族個案的結束。 第一、甘蔗的生產提供食糖的需求,食糖的需求也帶動甘蔗的生產與發展。 第二、甘蔗收購價的高低,直接影響蔗農種植甘蔗的意願與積極性。 第三、換工基本上是地緣性的勞動組織,不同村寨之間彼此不進行換工。 第四、小農經營模式下,砍蔗隊的籌組雖有不同的基礎,但主要是以換工為前提條件(尤其是開榨初期)。因此,也引伸出換工的基本原則是在相信或預測對方也會在自已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幫助自己。 第五、當以換工為基礎的砍蔗活動發生勞動力緊縮時,親屬關係能在此時更加凸顯其作用。 第六、在小農經營基礎上,當換工與親屬互助都無法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時,貨幣型式的僱工是為最後的法則。 國立政治大學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cdrfb3/gsweb.cgi?o=dstdcdr&i=sid=%22A2002001341%22. text 中文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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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題目是「民族與產業一以雲南省德宏泰景頗族自治州的蔗糖產業與換工為例」。主要探討在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中,不同民族之生產方式、經營模式與砍蔗活動時勞動組織的異同研究,以及不同的民族在換工模式上不同的運作法則與其之間的異同比較。其次探究德宏州的蔗糖產業對當地民族在經濟生活轉變上的影響,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先以整理、分析相關統計數據的方式建構德宏州蔗糖產業的發展歷程,其次再以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擇當地三個主要民族作為微觀觀察的個案,分別是三台山鄉幫渥社的漢族村落、三台山鄉珙玖社的景頗族村落、風平鎮斐藍社的傣族村落。
從研究之中發現,自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共的經濟發展由於調整國民經濟、加快發展農業、實行多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縮小工農產品的交換價差以及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等因素,進入了展新的局面。此時,德宏州也在中央的決策指導下,運用本身適宜種植甘蔗的優勢條件,實施了多項與蔗糖產業相關的政策,從單一糧食生產的農業結構調整為糧食與甘蔗並行,並將蔗糖生產作為全州的主要經濟發展項目;而自糖收購價格的提高也同時導致甘蔗收購價格逐年上升,進而影響農民種植甘蔗的意願,並回餚影響到蔗糖產業的擴大發展。因此,自1986年以降,德宏州的蔗糖產業便開始蓬勃發展,甚至在1990年代以後,曾經多年產糖量高達全雲南省之冠。
蔗糖產業的急速增長對當地民族的生活所帶來的影響是深刻與廣泛的。就本論文所做的研究,甘蔗的收入對三個個案而言,都逐漸成為農村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並且為農村的經濟物質生活帶來不同樣貌的改變。單從經濟收入來看,甘蔗收入對珙玖社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幫渥社,而對斐藍社的影響相對較小;亦即,珙玖社對甘蔗(收入)的依賴大於幫渥社,而幫渥社對甘((收入)的依賴大於斐籃社。其背後的原因在透過農作物比價的成本分析,便能輕易地瞭解。因為水田稻麥的收益本來就不低,對壩區的傣族來說,即使不種甘蔗,仍然能夠靠稻麥來維持與甘蔗作物一樣的經濟水準;但是對山區的漢族及景頗族來說,如果不種甘蔗,便找不到與甘蔗一樣能夠提供相同經濟收入的作物,如此將對家計產生嚴重影響。
也因為依賴程度高,所受的影響也較大。所以在珙玖的例子裡我們發現到蔗農的經濟生活改變,不僅是三個個案申變化最大,為了提升甘蔗的生產效率,也改變了以往計算勞動力的標準,由原來的日工,改為蔗綑。此外,由於甘蔗種植面積過大,部分蔗農無暇顧及糙食作物,因而轉變了過去糧食直接生產、直接消費的模式,改以透過貨幣買賣的市場轉換來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同時,勞動力在近親之間的互助行為不涉及金錢的習慣,在量變而質變以及勞動力可以轉變為金錢的心態,也出現了貨幣介入的反例。 在換工的運作方面,由於換工是小農經營模式下,自家勞動力不足以短時間內應付農務活動,為了向外尋求勞動力支援,因而產生的互換機制。只是面對相同的甘蔗生產活動,三個個案的勞動組成模式各有異同。相同的是,三個個案都以籌組砍蔗隊的方式來砍收甘蔗;相異的則是,砍蔗隊的簽組有各自不同的換工法則與換工對象。
在換工互動上,幫渥因為寨內部分家戶在社交關係上的不和睦,因此區分為二個換工團體;珙玖因為由來已久的吾戈攏勞動型態,因此在換工對象上並沒有限制,整個寨子便是一個換工團體;而斐藍則因村寨擴大的緣故,寨內家戶因為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區分成三個換工團體。至於換工團體的流動,在斐籃,三個換工團體不論是榨季初期或末期,只要各自勞動力有缺乏時,便會到另外的換工團體內尋求勞動力的支援;但幫渥的二個換工團體,卻因為部分家戶之間不和睦的緣故,即便是榨季末期也都少有往來。
在差工的解決模式上,三個社均因工別的差異而各有不同。在血緣工方面,雖然三個寨子都有「不明說、不計較」的解決模式,但是血緣的認定有遠近範圍上的不同。幫渥的範圍是在與自己有共同父親血緣以內的家戶,珙玖的範圍則可以包含到整個世系群以內的所有家戶,而斐藍的範圍則僅包括與自己有共同祖父血緣以內的家戶。在姻緣工方面,幫渥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來解決;珙玖是「隱性還工」的方式,而斐藍則是以「不明說、不計較」的方式來處理。在地緣工方面,幫渥是以蔗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是以貨幣的方式代償,或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償還。珙玖也是以蔗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是以貨幣的方式代償,或是以「顯性還工」的方式償還。而斐籃的例子則是以回絕貨幣代償還的方式,放棄虧差工的一方對差工的返還。
全文的最末,筆者以六點歸納及推論,作為本研究關於蔗糖產業與三個異民族個案的結束。
第一、甘蔗的生產提供食糖的需求,食糖的需求也帶動甘蔗的生產與發展。
第二、甘蔗收購價的高低,直接影響蔗農種植甘蔗的意願與積極性。
第三、換工基本上是地緣性的勞動組織,不同村寨之間彼此不進行換工。
第四、小農經營模式下,砍蔗隊的籌組雖有不同的基礎,但主要是以換工為前提條件(尤其是開榨初期)。因此,也引伸出換工的基本原則是在相信或預測對方也會在自已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幫助自己。
第五、當以換工為基礎的砍蔗活動發生勞動力緊縮時,親屬關係能在此時更加凸顯其作用。
第六、在小農經營基礎上,當換工與親屬互助都無法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時,貨幣型式的僱工是為最後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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